旗袍是中国妇女至今仍喜爱的服装样式，以简练典雅，适于体现东方女性的形体美而著称于世。现代旗袍的直接来源，是由东北的满族妇女带进关内并经演变后的清末旗袍。

　　旗袍的名称与满族的八旗组织有着直接关联。公元1616年，清太祖努尔哈赤在今辽宁新宾的赫图阿拉城创建“后金”地方政权。此前一年，他下令把所有的部众都编入军事、生产、行政各项职能合为一体的“八旗”组织。从那时起直至清朝灭亡的近三百年间，八旗就成为满族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，所以他们被称为“旗人”、“旗下人”或“在旗”。“旗袍”即是“旗人之袍”之意。过去的满族人，无论男女人人都穿这种长袍。因为清朝入关后实行“剃发易眼”政策，强迫汉族官僚士绅从宽袍大袖的明式衣装改换成满族式的袍服，还要剃发梳辫，以作为归顺清朝的标志，所以清朝男子服装早已是与满族人一样的长袍马褂。由于清政府曾有“男不从女不从”的许诺，汉族妇子仍得以保留上衣下裙（裤）的“两截穿衣”旧俗，与穿长袍的八旗妇女有明显区别。因此，“旗袍”实际上是对“旗女之袍”的称谓。

　　清初旗袍的基本样式是圆领、窄袖、掩襟（大襟）、下摆左右开襟、长至脚腕，质料皮、棉、单、夹因季节而异。满族人之所以选择这种服装作为普遍穿着的日常和礼仪服饰，与他们的生活习俗和东北地区的气候环境有着直接关系。众所周知，满族是以骑射著称的狩猎民族。在白山、黑水间的林海雪原策马驰聘，必须有足以挡风御寒的服装，而上下身连成一体的掩襟长袍，上可遮挡胸前背后，下可盖住两腿，左右开禊又便于上下马匹，窄袍袖在射箭时灵活利落，又可以套上欠坎肩、马褂，接上护手的毛皮“袖头”（清代演变成宫服上的箭袖，俗称“马蹄袖”），无一不是适应当时环境和生活特点的结果。

　　这种长袍随着清军入关传入北京和关内各省。一方面是政府的高压政策，另一方面它确实比明朝服式简便实用，很快就被汉人男子所接受，直至民国年间仍是男人最普遍的中式便装。官员绅商、文人墨客穿着体面大方，农村的车老板等常出门在外的人冬天穿棉袍仍是为了御寒。

　　汉族女子穿旗袍，则是民国以后的事。清朝满族妇女的袍子有一个从简朴向华丽变化的过程。乾隆以后，皇帝后妃和八旗贵族女眷的袍子，不仅面料讲究，而且身前背后都装饰着彩绣、平金的花卉、蝴蝶、彩凤、福寿等图案，襟口、袖口、下摆、开禊等边缘的“绦子”有织有绣，越镶越多，至清末甚至有镶至十几道者，在式样上也有所改变，最明显的是袖子由窄变宽，靠袖口的里子绷上一尺多宽的绣花缎片，空的时候翻卷过来露在外面，称为“大挽袖”，颇显华丽富贵之气。这样漂亮的服装，不能不引起汉族女子的羡慕，但不“在旗”人家的妇女，无论家里有多少钱，也不能穿这种“高档”服饰上街。其原因不仅是制度、风尚方面的限制，还在于她们的“三寸金莲”比不得旗人妇女穿高底儿鞋的大脚，穿上袍子也美不起来。因此，那时的旗袍确是“名符其实“。

　　民国以后，特别是1925年末代皇帝浦仪被赶出紫禁城后，旗袍才真正在中国广大妇女中普及。先是一些照相馆有了旗装照像的业务，很多非旗籍妇女也去试个新鲜。20年代以后，从上海等地的女学生、女记者等“摩登女性”开始，把旗袍作为时装穿上了街。经她们领导潮流，追随的人逐渐多了起来，到三四十年代进入极盛时期，旗袍成为中国妇女的最普遍服装。不过，民国以后时装旗袍已对清末“旗女”所穿的“老古董”作了许多改变：一是腰身变瘦，可显现隐时现（清代旗袍都空长裤）；三是袖子变窄变短，甚至可以无袖。此外，领子的样式、制作的方法和合用的面料等，也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。

　　在旗袍的故乡东北，妇女旗袍的改变过程却自有特色。这里无论城乡，满族人都随处可见。她们祖祖辈辈都穿这种衣裳。尤其是中下层妇女，平时喂猪、做饭、带孩子、做针钱活都是穿着穿机布或其他普通布料的旗袍，即使有一两件绸缎绣花的平日也是“压箱底儿”，只是逢年过节才偶尔拿出来穿穿，而且也舍不得毁掉再去做新的。因此，那些在关内城市里流行的时兴样式，和她们司空见惯的比起来倒像是“奇装异服”，就连当地的汉族妇女也是仿照身边满族人的老样子做，所以穿“改良旗袍”的风气不仅比关内晚，而且“改良”的程度也不那么大。这里妇女穿的旗袍，总体上看要比新潮的样式“保守”得多，因为这里“旗袍文化”的底蕴是最深厚的。